疫情时期的世界奥林匹克外交：从东京到北京

疫情时期的世界奥林匹克外交：从东京到北京

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资料分析院特约学者 Lan Bo

外交（Diplomacy）一词源自古希腊文（diplima），原指折叠的文件，用以证明持有人的身份，以及所赋予的通行和其他的权利。在罗马帝国时代，diplima指可以在帝国道路旅行或过境的文件如护照或通行证之类。十八世纪，法国人开始称呼他们与外国使馆打交道的官员为外交人员。外交所涉及的內涵，系指主权独立的国家与国家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处理彼此之间的政府与政府间的国际关系的程序或艺术，它通常是双边进行的，有時亦多边活动，以交涉谈判为主要的手段，一般共有包括公共外交、经济外交等八大类。

公元393年，古代奥运会因宗教和政治原因而被废止，直到1852年至1892年，在德国考古学家库奇乌斯和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努力下，古代奥林匹克方在现代社会得以重生，从古至今，奥运的目标一直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以及崇尚世界和平和友谊。尽管自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后，奥运会的举办一度走入了以经济为目的怪圈，但是其人文内涵从未发生过实质性改变。

然而，2021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成为了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首届因非战争因素（1916年、1940年和1944年奥运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停办）未能如期举行的奥运会。此背景下，东京奥运未能如预期展示现代奥运外交的聚焦效应，外交效果大打折扣。日本政府虽然在各大国际场合大力宣传奥运，但实际外交成果寥寥。出席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元首级代表约有80人，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寨卡热流行，约有40人出席，东京奥运期间与日本首相举行会谈的首脑级人物仅12人，是近年出席人数最少的一届。原本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考虑出席开幕式并与菅义伟举行会谈，但日本并未接受韩国相关要求，日本驻韩公使针对文在寅的侮辱性言论也使得日韩关系错过了改善契机。可以说，主办国日本受疫情影响，并未享受到奥运外交红利，也未收到预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东京奥运会的平稳举办为未来奥林匹克运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在北京举办第24届冬奥会，这项赛事笼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阴影之下，又面临一场美国领导的外交抵制。关于前者，日本的气泡防疫管理为中国的闭环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北京东奥将会给世界展示一场高科技与体育相结合的盛会。关于后者，美国所谓的人权问题，无疑又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政治秀，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前的“西藏秀”又有何异？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所言，采取政治类抵制手段抵制奥运会，只会惩罚运动员，并不会改变政治本身。人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和原则，有些人可能会同意，可能不同意某些事情，这种情况下，更凸显奥运的意义，就是要试着团结所有人。

总而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外交”是奥林匹克精神和公共外交及软实力外交的结合物，如将这项象征人类伟大精神内涵的实体化表现的活动过度政治化，只会重蹈古罗马时代的覆辙。